专访 | 《疫苗竞赛》作者瓦德曼：人类研发疫苗的幕后故事

世界卫生组织的网站首页上，人们用地图、折线图、柱状图和不断更新的数字追踪新冠肺炎在全球肆虐的痕迹：截至八月底，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已经让2400多万人染病，夺走了80多万条生命。与此同时，在全球疫苗免疫联盟（The Global Alliance for Vaccines and Immunisation，GAVI）的网站上，另一场追踪也正在发生：四种新冠肺炎疫苗“选手”已经进入疫苗研发的冲刺阶段——三期临床实验，其中三种来自中国科研团队；还有二十多种来自世界各国的新冠疫苗先后进入一、二期临床试验。这是一场我们正在见证的“疫苗竞赛”，是人类与全球大流行的新冠病毒之间的对抗，也是各国科研力量的较量。科学家们与时间赛跑。

人类文明与细菌、病毒、瘟疫已相伴而生千年，但利用安全有效的疫苗阻击甚至消灭大流行病却相当晚近。然而回顾现代疫苗的发展历程，不仅有科学家们与疾病对抗的利他主义英雄故事，也交织着人类社会乃至人性中的各种复杂因素：政治权术、官僚主义、商业竞争、伦理危机——这是美国作家梅雷迪丝·瓦德曼（Meredith Wadman）在其2017年出版的著作《疫苗竞赛》中揭示出的20世纪中叶人类对抗传染病的“幕后故事“。今年8月，该书的中文版由译林出版社译介推出。

美国作家梅雷迪丝·瓦德曼 出版社供图

《疫苗竞赛》

疫苗保护我们的原理是什么？疫苗安全吗？研发“比火箭科技难得多”，究竟难在哪里？问题疫苗危害有多大？如何实现有效监管？梅雷迪丝·瓦德曼凭借自身医学、新闻学的双重教育背景以及近二十年的生物医学报道经验，完成了一段出场人物繁多、细节丰富、通俗易懂而引人入胜的科学史非虚构叙事。正如中文版序言作者、南京大学生命分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吴稚伟所言，全书围绕着WI-38细胞给读者讲述了一个生动的、仿佛发生在昨天的疫苗发展故事：

1962年6月，一位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妇女“X太太”（Mrs.X）做了堕胎手术。几天后，在当地的国家细菌学实验室，这个四个月左右的女胎的肺被解剖出来，搭上飞跃大西洋的航班，辗转寄送到位于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校园中的威斯塔研究所。利用女胎肺叶提取出的细胞，该所的研究员伦纳德·海弗利克制备出800支安瓿瓶的人二倍体细胞株并取名WI-38。相比于潜藏各种病毒的动物细胞，这些正常人胎细胞更洁净安全，更适合用以制备、生产抗病毒疫苗。

WI-38细胞装在安瓿中冷冻，1962年

而彼时的美国，针对脊髓灰质炎、风疹、狂犬病的“疫苗竞赛”正在各研究机构与制药公司间上演，尽管当时以猴肾细胞制备的各种疫苗已频现安全危机，以WI-38制备疫苗的安全性仍遭受质疑。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生物制品标准部官员的保守官僚作风、政治活动家的游说、制药公司的利益权衡等多方因素的介入与角力使疫苗竞赛偏离了纯粹的科学研究道路，也最终阻碍了更安全的以WI-38细胞制备的疫苗在美国上市。

1950年代，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科学家伯尼斯·埃迪和同事埃迪因发现并公开谈论制备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猴肾中潜藏致癌病毒，而遭到降职。

近日，澎湃新闻记者专访了本书作者梅雷迪丝·瓦德曼。置身于一场结果悬而未决的疫苗竞赛中，这段历史故事或许能为当下的我们带来别样的洞见。

澎湃新闻：这本书的副标题为“科学、政治、人类对抗疾病的代价”，你这里指的“人类付出的代价”（human costs）有哪些？

瓦德曼：在我看来，副标题中的human cost指代了好几重代价。第一重代价就是成千上万的弱势人群——囚犯、孤儿、智障儿童和住在医院慈善病房的新生儿——他们在20世纪中期被用于测试药物和疫苗，而他们毫不知情或不同意。这些最脆弱的人群被用作实现医学研究人员目标的手段；研究人员认为，为了公共利益，他们所遭受的任何伤害都是值得的。当然，没有人问“志愿者”自己。值得庆幸的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律已经逐渐完善；今天，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都出台了相应的规章制度，以防止在医学研究中对人的这种虐待。

其次，在疫苗竞赛中，我们也看到了在疫苗发明之前患有脊髓灰质炎和风疹等疾病的普通人所付出的代价。想想看，仅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美国，就有成千上万的婴儿由于他们的母亲在怀孕期间感染风疹而生来失明、失聪，有智力障碍和心脏缺陷。

这块政府投资的广告牌是一场运动的一部分，该运动旨在呼吁于1970年风疹流行之前，为数百万人接种新获批的风疹疫苗。

对X太太来说，也有痛苦的“人类代价”。在这位匿名的瑞典妇女不知情或未经其允许的情况下，她流产的胎儿被拿走去培育细胞。研究人员随后将这些细胞用于研发疫苗。研究人员赢得了掌声，有时还获得了部分利润，而制药公司则从这些疫苗的大规模生产中获利数十亿美元。

而X太太从未从“使用她的胎儿”这件事中赚过一分钱。事实上，她在流产几个月后才知道它的命运。当我在2013年与她交谈时，她说:“他们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么做，这在今天不可能被允许。”

今天，人类战胜疾病要付出的代价仍然是巨大的，但这些代价得到了承认。就人体疫苗试验志愿者而言，他们得到了补偿。

值得注意的是，致力于“战胜疾病”的科学家和制药公司也要付出代价。许多药物和疫苗都失败了，科学家或公司多年的努力就此一无所获。在新冠肺炎大流行之前，疫苗生产一直难以吸引大公司参与，因为其中涉及很多失败和巨大的财务风险。此外，目前急需的疫苗都是针对几种主要影响贫穷国家的疾病，这意味着这些疫苗对公司来说可能不那么有利可图，因此他们不愿意接受这种“出力不讨好”的挑战。

澎湃新闻：当下我们是否还在使用海弗利克的WI-38人二倍体细胞株来开发疫苗？是否有必要培养新的人二倍体细胞株？

瓦德曼：是的，海弗利克培育的WI-38细胞至今仍在使用。默克制药公司每年都用它们来生产风疹疫苗，给近400万美国幼儿接种，并出口到五大洲的40多个国家。此外，Teva公司还用它们制造了一种针对腺病毒的疫苗，并给每一位美国军人接种。(腺病毒会导致呼吸系统疾病，像军营这样狭小的生活空间，腺病毒会大量繁殖。)

至于新的人胚胎细胞株。中国的科学家几年前就开始担心，他们在未来可能无法获得用于疫苗生产的胚胎细胞。因此在2015年，武汉大学的科学家和位于昆明的Walvax生物科技公司宣布，他们已经创建了用于疫苗生产的新的人类胚胎细胞株，名为Walvax-2。

澎湃新闻：许多国家的许多民众对于疫苗持有怀疑甚至“阴谋论”的态度，比如近年来在美国“反疫苗”的呼声很高，你认为民众对疫苗的不信任态度来自哪里？这是否会成为人类对抗传染病时的一大挑战？

瓦德曼：我认为，对疫苗的怀疑也是美国和欧洲存在的更广泛的反科学心态的一部分。在美国和欧洲，越来越多的人在一系列问题上不信任专家，从气候变化的现实到疫苗安全性，再到羟氯喹是否对新冠肺炎有效(事实是：无效)。在我看来，这种普遍的不信任源于：几十年来，普通人在经济上被甩在后面，而且感觉精英们(包括科学专家)总是对他们居高临下。

与此同时，他们看到精英们只顾推进他们自己的议程，却似乎没有做任何有意义的事情来提高普通民众的机会、前景和收入。所以他们的回答就是让精英们不痛快：你可以用你的专业知识向我说教，但你没法强制我接受。此外，长期以来，科学家交流的方式也存在一些问题。趣闻轶事(个人的故事)总是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它们在疫苗抵制者群体中广泛流传。一个孩子接种疫苗而身体受损的故事——诚然，疫苗副作用的确有发生——就能让犹豫不决的家长们印象深刻，展示数据就达不到这样的效果。然而，数据是科学家交流的方式。他们的语言是关于风险和利益的，而不是讲故事。科学家们以这种方式，想让那些对疫苗心存疑虑的人们回心转意，就很难了。

我认为人们对接种疫苗犹豫不决的心态已经成为人类对抗包括新冠病毒在内的传染病时的一个挑战，而且将继续是一个挑战。

澎湃新闻：你在书中详细描述了1964年风疹病毒以及狂犬病毒在美国蔓延时给民众带来的恐慌与不安，以及一位因风疹病毒致残的普通人Stephen Wenzler的遭遇，这是否是你试图进行公众意识教育的一种方式？

瓦德曼：讲述Stephen Wenzler的故事并不是为了吓唬人们，而是通过一个男孩的故事帮助他们了解，如果母亲在怀孕期间感染风疹，对胎儿的危害有多大。上世纪60年代中期风疹流行后不久，美国就有成千上万的婴儿失明、失聪、智障、心脏缺陷，或者像他一样同时患有这些疾病。Stephen非常聪明，但是他的生活和机会被他的天生残疾大大限制了。

多亏了风疹疫苗，美国在2000年消灭了风疹，西半球在2015年消灭了风疹。遗憾的是，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国家仍然没有普遍接种风疹疫苗。据估计，全世界每年有10万名婴儿出生时残疾，因为他们的母亲在怀孕期间感染了风疹。

澎湃新闻：新冠肺炎是人类历史上感染人数、扩散规模空前的全球大流行病，已经成为全球共同面对的公共健康危机，对于新冠肺炎病毒疫苗的开发与使用，面临着哪些困难？我们可以期待怎样的国际合作？

瓦德曼：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与研发其他疫苗时没什么不同：制造一种疫苗，然后在严格的环境下对数千人进行测试，并同时与安慰剂注射进行比较，以确保疫苗安全有效。不同的是，新冠肺炎影响的范围之大前所未有，因此研制和临床测试疫苗也变得空前紧迫。在20世纪60年代，科学家全力争取在风疹的下一次全球流行之前研制出疫苗，他们花了五年时间才成功。现在，我们试图在18、15甚至12个月里做这样的事情。

我要提醒的是，这个时间线非常乐观。疫苗研发过程往往差错不断，意想不到的问题突然出现，拖慢了实验室开发、人体测试、批准或生产进度。但好消息是，我们有来自世界各地数十家公司的数百名杰出的疫苗科学家夜以继日地研究这个问题，其中30种实验性疫苗已经在人体上进行了测试，另有139种疫苗正在早期开发中。这是前所未有的。这给了我希望:如果一种疫苗失败了，会有很多很多其他的疫苗。事实上，我们可以期待许多不同的疫苗将在不同的国家获得许可。

但一旦有获批的疫苗上市，公平将成为一个问题。谁先接种疫苗?价格是多少?各国会为了争夺“第一名”而相互竞争吗?或者，更糟糕的是，为本国公民囤积疫苗而让更贫穷的国家陷入绝望境地?这些都是重大问题。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已经有全球合作力量为促进公平而努力，世界卫生组织（WHO）与流行病预防创新联盟（CEPI）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已经达成名为“新冠疫苗供应计划“（COVAX）的合作关系,以确保新冠肺炎疫苗的全球分销能公平进行,争取能在2021年底前结束新冠疫情的“最糟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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